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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行政区划为省——府、直隶州、厅——县三级，当时各地的地域范围和现在差不多，但也有些不同，就是有直隶州的存在，因此就有这种情况：比如现在属于长治市的有些县，在清代则不隶属于潞安府。

《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 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 庆重修一统志》。

从今年七月二十四以来，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选拔一直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四十万件院藏文物中“大浪淘沙”下来的十八件国宝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昨日，南京博物院十四件“镇院之宝”特展在南京博物院现代艺术馆亮相，由武警贴身保护、高科技安保仪器“护航”的这批国宝终于揭下了神秘面纱。

今日，我省首张桌面语音地图试制成功，地图收录了72分钟的语音讲解，可介绍全省政区、交通、旅游、水系、经济等综合信息。

自宋代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辑录历代金石文字的专着问世以来，便产生了专门以石刻和铜器铭刻资料为研究对象　的金石学。至清代，尤其在干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金石学达于极盛，学者辈出，着述富硕，成就超迈前人。其中又以中州、江浙一带斯学最盛，成就最着。古代岭南地区开发较晚，与中原地区　相比，文化发展较为迟缓，石刻数量也相对较少。在中原地区勒碑刻石蔚然成风的秦汉魏晋时期，岭南地区却几乎是一片空白。金石资料相对较“贫”，遂使广东金石学一门在清中期

汉语文中，西藏及藏族这两个名称，是比较晚期才通用的。古代汉文史籍中另有汉称，涵义颇嫌含混。唐代典籍所称的吐(土)蕃(番)既指其族，又指其政权所及的地域；至五代、两宋，以迄元、明的部分记载中；虽然原来的吐蕃政权早已崩溃不存，但仍习惯沿用吐蕃，后来亦用西蕃(番)，泛指其族，并兼指其分布地域和某些分散的政治势力。所以，吐蕃一称是既包含有民族的概念，又包含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政治组织的概念。

《西藏志》是清早期一份关于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向为学术界所公认。现存木刻本，据书前和宁序知原以抄本流传，和宁在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得之于成都，即付刻印。按：和宁当时任四川按察使，正值廓尔喀人侵犯藏境，奉命在成都筹办进藏川军的饷银火药运输事务，其觅得此书，当非无意。但序文自署衔为“关中承宣使者”，署年为“乾隆五十七年”，则此书是在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间（1790—1793）他改任陕西布政使期间所刊[1]。1978年，吴丰培先生任职于中央民族学院，请人刻写，付诸油印，并撰跋文，闢和宁

有关西藏的地方文献不多，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考释，主要探讨文献形成背景、作者简况、版本源流、文献价值， 并对某些文献的讹误做了必要的订正。

我的地图收藏情结来源于不对的变换自己的生活居所，不断地迁徙和旅行，以及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热爱。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地图

18世纪，扬州美女买化妆品要到埂子街；民国12年左卫街票号钱庄林立，堪称扬州的金融街；1952年，新版扬州地图不再有城墙；1981年第一张扬州市旅游交通图只有8开，7条公交线路带你游遍各处景点；1995年的一张地图则显示我们的城市开始向西扩张，西门外的村庄开始逐渐隐入城市……更为珍贵的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城市变迁的一些细节，都在地图上得到了体现。比如，1883年扬州地图上有一个叫“红水汪”的地方，到了民国9年，这个地方变成了 “洪水汪”。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顾炎武 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 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 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 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 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 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

关于西方掌故的书，在中国 颇有影响的要数这两部——《泰西五十轶事》、《泰西三十轶事》，它们自清末传入中国，拥有极多的中国读者。书中的许多故事在中国已广为流传，比如哥伦布和鸡蛋，比如牛顿和苹果，比如特洛伊木马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在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过了快40年印象还是那么深，它们就像中国成语一样，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花了几年的时间，我收藏了一些此类图书解放前的版本，有9种之多。

民国年间的方志编修大致可分为民初(1912-1926)、抗战前(1927-1937)、抗战时期(1938-1945)、抗战后(1945-1949)四个时期。

明代建立初年，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明史·艺文志》)洪武六年(1373)，又“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明史·太祖纪》)洪武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今言》卷一)洪武十七年(1384)，再“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同上)。据史籍记载，洪武间成书的全国区域志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3种。

中国的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于何时，渊薮所在，历代学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考辨，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等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为方志之祖，同代人司马光、马光祖则认为导源于《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还有学者以多源的观点阐释方志的产生，如《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以晋挚虞所作《畿服经》为例，称该书合《禹贡》、《周官》例而成。宋代地理学家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序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元人黄溍则将方志归结为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

　　地方志提要目录书。瞿宣颖编写，1930年天春书社刊行。主要取材于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全书分为6编，著录了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8省方志600余种，方志学学界视其为近代第一部方志目录提要专著，评价多佳。自序中，作者论说了地方志资料对历史研究的作用：“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事实，可以窥见经济养成之变迁，四也；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列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全书43万字，定价38元。欲购此书可与作者联系。

　方志即地方志，是对一个地区自然、社会、人文诸事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记录。中国地方志是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典籍，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作用之广泛，世界各国，无与伦比，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