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人语

《小儿语》，明代吕得胜所撰。吕得胜，河南宁陵人，字近溪，生活在嘉靖时。他很关心儿童的教育工作，主张儿童有知识时，就要进行正确教育。当时民间流传一些儿歌，如“盘却盘”、“东屋点灯西屋亮”之类，他认为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新的儿歌，用来代替旧的儿歌，是以成此书。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 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 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 声明的第一点。

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并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更当补正也。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启超作于碧摩岩翠山房

韵语知识读物是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因为这类读物创始于唐代李翰的《蒙求》，从那以后产生了许许多多同类的读物都沿用“蒙求”这个名称，所以我们也就用这两个字来概括整个这一类。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其后为井亭。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年）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中国古时称“日本”为“倭”，日语则用发音与之相同的“和”字代替，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因此日本人翻刻的汉籍，称为“和刻本”。和刻本的特征之一是江户时代的和刻本多数已经附加了日式读法的“训点”。特征之二是多附有日本学者之序跋。

（1880-1956）文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字翼谋，号劬堂。镇江市人。自幼丧父，随母寄居外公鲍氏家，读经史，攻《尔雅》、《说文》，习篆隶分书。 17岁考中秀才，自此课徒谋生。31岁中优贡。

我对爱书人向来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既关注他们藏书的内容，更关注他们成为书虫的过程。所以，我一直将《荛圃藏书题识》之类的淘书日记视作自己的枕边秘籍，因为这类文字大都本色天然、不拘形态，就像爱书人之间的私房话，津津乐道之处既带有一丝隐蔽、私密的性质，又能够看出作者个人的爱好与性情。在我看来，谢其章新近推出的淘书日记《搜书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即应该划归于这类书籍之中。

　《旅行家》杂志的前身是1927年创刊于上海的《旅行杂志》。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量拥入，城市公共设施、管理职能的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以西方时尚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文化逐渐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生活”[1]。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行杂志》正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产物。

“创刊号”一词始用于何时，是报纸先用的，还是期刊先用的，无从考证，我个人推断“创刊号”的使用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因为在此之前的杂志都是用卷、号、期来标明刊期顺序的。一本上佳的创刊号其封面至关重要，其次是版权页，这是考证出版年月的重要依据。稍有残损，如美人之损一目，壮士之折一臂，终是缺憾。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老牌书店，最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内，后于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城内彩衣街，又在租界棋盘街设分店，称“扫叶山房北号”。店主席氏，先世居苏州洞庭东山，于明末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设此扫叶山房。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南巡。席氏献新雕之百家唐诗，康熙大喜，奖勉有加。据1933年《扫叶山房书目》，该店出书2000余种，主要为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字帖，旧小说，中医药书，均系石印，木板，线装，分连史纸本，有光纸本。民国初年，扫叶山房在书界有相当之地位。

　　知道瞿永发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左右，听说上海评出了“上海市十大藏书家”，其中大多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一个被称为工人藏书家的名为瞿永发的人更让我感兴趣。今年4月底，我终于见到了这位慕名已久的藏书家。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开始走俏，从整体市场行情来看，古籍善本价格不断攀升，一路小幅走强，显示了极好的成长性，成为拍卖市场上的“潜力股”。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上，古籍善本精品迭出，成交拍品共68件，总成交额高达941万元。

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和刻本”这个词儿，读者一定感到眼生，《辞海》、《词源》未收，在《汉语大字典》里也找不到。我的同事王宝平教授，大约十年前出版了近600页的大著，书名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让他后悔了好一阵子。为什么呢？摆在书店里或者架藏于图书馆，前去寻找日本研究图书的读者，瞥一眼就走开，因为很多人把“和”误作连词，以为是“中国馆藏与刻本的汉籍书目”。

关于西方掌故的书，在中国 颇有影响的要数这两部——《泰西五十轶事》、《泰西三十轶事》，它们自清末传入中国，拥有极多的中国读者。书中的许多故事在中国已广为流传，比如哥伦布和鸡蛋，比如牛顿和苹果，比如特洛伊木马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在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过了快40年印象还是那么深，它们就像中国成语一样，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花了几年的时间，我收藏了一些此类图书解放前的版本，有9种之多。

关于南京的古旧书店，网上已经有很多介绍了。现在根据我多年来扫街的经验，再简略描述一下，希望能对想买旧书的朋友有所帮助。（因为平时习惯骑车乱走，所以基本上不记得门牌号，只能说出大致方位）。

新书有新书的新鲜，旧书有旧书的趣味。渴求知识的读者，固然让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人潮澎湃，而街头巷尾的旧书摊上也是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