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收藏

南朝如此，北朝也一样。仅对称的地名，北魏有南、北渑池县，西魏有南、北秦州，灭北齐后的北周有东、西楚州、南、北陈郡等。公元580年时，北方三名以上重名的州、郡、县即有37组，两名重名者多如牛毛。

　　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研究》写于上世纪20年代，是作者在1906年至1910年在陕西当老师的时候走访的一些名胜古迹的汇编，因为足立是学自然科学的，应该是偏重于数学、物理，所以他开创了一种中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实地测量的方式，对我们研究长安颇有好处。更好的还是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啊，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的时候，那会儿残留的东西居然还有照片，多珍贵啊！

　上海地区历史上流传或遗存的地方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据统计，自汉代至20世纪90年代，有关上海地区编纂出版的地方志，包括总志，府、县、乡、镇志等约计250种左右；其他专志类，包括综录、史事志、地理志、舆图志、经济志、水利志、方言志、艺文志、金石志、书目志、人物志、社集志、胜迹志、游览志、掌故志以及各种修志文献约990种以上，因地域和行政建置变迁，上海地区地方志在汉唐附见于娄地、吴地的图经、地记，宋元附见于嘉禾、苏州诸志，明代以后随诸县分设，始逐渐纂成并出版各县县志。

歷代地理韻編二十卷皇朝與地韻編二卷其后云“同治九年季冬合肥李氏重刊”，序后署“同治十年辛未十月合肥李鴻章”；歷代地理沿革圖后則云“同治十年刻于金陵懷寧方（手月）署檢”，序又云“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春既望懷甯馬徵麟素臣識於金陵寓館”；歷代紀元編三卷后則署“同治辛未仲秋合肥李氏重刊”。

是书刻印精良，品相完好。全书分十二纲七十二目、卷首附图极多。宝山县今属上海市，此志于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史有一定价值。钤印：憩园、曾吉

　山水志者，专记山岳、河川湖泽之书也。其源头，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与《山海经》。

　山水志者，专记山岳、河川湖泽之书也。其源头，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与《山海经》。

　天津市委、市政府为了建设文化天津，提高天津文化品位，提出了“百年看天津”的口号。天津是一座滨海大都市，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积淀。2004年是天津建城600周年，为迎接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日子，配合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天津的战略构想，向社会展示天津600年的历史，向世人提供了解天津、研究天津的第一手珍贵历史文献，我们特将本馆收藏的有关天津地方民俗的书籍进行数字化加工，制作成《馆藏地方民俗》全文库，以供读者使用。（为便利读者使用，所有文字均为简体，格式按照原书照录，并提供全文检索。）

中国家谱源远流长，现存家谱主要是明清时期及其以后编修的，很多散藏于民间。失传、毁弃数量亦当不少。1984年，国家档案局、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县档案馆、博物馆、文管会、文化馆、图书馆以及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图书馆，填表上报所藏家谱目录。根据上报材料，国家档案局郝存厚、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新立、南开大学冯尔康联合编纂了一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

有人说，一部地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此话不假。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土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

方志一词，起源甚早。《周礼》是一部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原先的书名是《周官》。这部书说，古代有五类史官。其中的“外史”职责是“掌四方之志”（《周礼*春官》）。在《周礼*地官》中说得更明确：“涌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这可能是我国古籍中最早出现的“方志”一词。

　向楚受教于名家赵熙，被誉为“赵门三杰”之首。其前半生身居要津，左右时局，于风云变化间挥洒热血；后半生潜心教育与学术，对成都地区各高校的发展壮大贡献良多，其心血之作《巴县志》更成为研究蜀地风俗历史的必读材料。孙中山先生曾亲书“蔚为儒宗”四字横匾为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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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上海县志》是上海县志中最负盛名的一部。既循史法，又具特色，品叙详雅，为世所重。是志总纂为邑人张之象。这是他临终前，为家乡人民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地志数量激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

记述和评价军事上有价值的某一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及其对军事行动影响的一种军事地理资料。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是一部分韵编排的历代地名字典。作者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清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进士，选庶吉士，后官凤台知县。7年任期内，他浚焦冈湖（汉芍陂故址），增堤防，设沟闸，兴办水利，百姓屡获丰年。于僻远地区设立义学，招聘良师，推广教化。又发动百姓捕捉盗魁，察辨好坏而抚用之，“为人所喜称”③。后因父忧离去，不再作官，主讲江阴书院二十年之久。他通晓经学、音韵、训诂、历算、地理，以“实学”为教授内容，培养出不少人材，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

　清代的考据学肇源于清初，因反对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而逐渐形成，至乾隆（1736年～1795年）、嘉庆（1796年～1820年）年间达到鼎盛并占据了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故有“乾嘉学派”之称。考据学派并非仅指乾、嘉时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群，而是从该学派的奠基、形成、鼎盛以至衰落的全过程来衡量，包括了自清初始、一直延续到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考据学家。

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彚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其尤甚者顺天人物门内竟将国朝诸王载入，于事理更属纰缪！

　 在中国古代，地方志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典籍。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均接续性地纂修方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而方志纂修的兴盛时期乃在清代，方志学理论的趋于成熟亦在清代，其原因除了历代修志经验、认识积累提供的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大清一统志》初次纂修所起到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