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

伴随着国务院日前批准公布包括2392部古籍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51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保护再度备受关注。记者在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了解到，民营公司已悄然成为国有珍籍修补外援，而在全面展开的古籍普查登记中，私人藏书摸底将成为较大问题，截止到采访当天，还没有一人前来登记私人藏书。

现代出版的图书都有版权页，线装古籍也有相应的出版者专用标志，习称“牌记”，也有人称为“书牌”、“牌子”，可以视为一种版权标记。牌记的内容，主要记载该书的刊刻年代、地点、出版者的名号，有时也会说明刊刻经过、版本特点以至销售价格等情况。牌记是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线装书装帧设计的组成部分之一。

石印是平版印刷的一种方法，是德国A.逊纳菲尔德(1771～1834)于1798年发明的。它是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创制的.

纸之精致华美、尺幅较小者，叫“笺”。笺纸用作书札，称“信笺”；用以题咏写诗，名为“诗笺”。现代的人已无诗词雅兴，写信都用钢笔圆珠笔和机器制有光纸，所以笺纸在市上已绝迹，或作为高雅品在旅游定点玻璃柜中。

这个书目，几乎囊括了自宋以来最重要的《水经注》版本，其中不少为珍稀版本和手稿孤本。目前国内研究《水经注》当数陈桥驿教授。他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参考35种版本，利用120大量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融汇本人60余年研治体会，吸收王国维、胡适、岑仲勉、森鹿三等中外学术成果，对原书进行标点，撰作校释和校证。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此谱作者宋伯仁，字器之，号雪岩，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年)人，历监准扬盐课，能诗画，一生爱梅，自称有“梅癖”。梅开时节，无论清霜寒月，每于竹篱茅屋边“嗅蕊吹英，挼香嚼粉，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感其“清奇俊古，红尘事无一点相着”。以此画梅200幅，精选而成此谱，计蓓蕾4枝、小蕊16枝、大蕊8枝、欲开8枝、大开14枝、烂漫28枝、欲谢16枝、就实6枝，共为百品，果是俯仰开合，各尽其态。每品又配诗一首，相得益彰。

中国古籍历经数千年，种类版别之多数不胜数。科学文明发展到如今，收藏古图书仍不失为一桩雅事。鉴别图书版本，一看封面、牌记、序文；二看题跋识选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

有专家称，古籍善本市场近年来一直在持续加温，从交易曲线来看，始终处于上扬趋势，完全称得上是“大牛市”。还有专家预言古籍价格“10年内不会下跌”。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拍卖师彭震尧表示，从十年前中国书店开始拍卖古籍以来，古籍善本市场的交易曲线始终保持上扬趋势，成交量和成交价一直不断突破。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 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 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 情。

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

　古代通常用红色或蓝色把即将付印的书先印刷一次，送有关人士查阅并在上面用黑墨进行修改。一般只出这种“初本”，如仍需修改，也可能再出一本其他颜色的印本（如原出蓝印本则第二次用红印本）。同一本书同一个版本的红（蓝）、黑色两本，称“鸳鸯本”；部分书籍的某一个版本可能存在3种颜色（即红、蓝、黑三种，因为曾印刷2次进行审阅），称为“三兄弟本”，比较少见。一般来说，蓝印本价格更高。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历代官家所属机构刻印的图书统称“官刻本”。如宋代的秘书监、转运司、漕司、茶盐司、郡庠及府、州、县学刻印之书，明代南北两京国子监、经厂刻印的书，清代武英殿、内府等刻印的书，还有各地书院、藩府刻印的书，都属官刻本范围。

一般的活字本不难鉴定，难则难在有几种仿活字本的雕印本书，翻刻中均依原样如实刻来，如歪置、大小不一、行格不清等，照刻不误，若不加细察，很容易与真本活字本相混淆。

博尔赫斯说，“我总是想象天堂将如同图书馆一般。”在文人眼中，幸福安谧的境界可能真的只有在书海中出现。与张元济、郑振铎在抗战时期出于抢救保护中华文献藏书不同，当代文化人出于研究往往会涸泽而渔地打捞种种相关资料，而在这四处搜寻的过程中，单纯对书的执著往往会超出对内容的渴求，表现出形形种种的痴迷之态。

　　宋元版刻之所以引起历代藏书家的重视，是有原因的：作为早期的雕版印刷，宋元刻本经过岁月的沧桑变化，总是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宋元刻本自然值得藏书家争相购买和传抄。当时的许多著作经过历代的刻印流传，出现错误的机会自然会增加，如果要了解宋代和宋代以前的历史和文化，自然是宋版书最能接近原本而更加真实和可信。宋版书的雕刻风格，看起来是神气肃穆而不板滞，版刻印刷不失书写原貌，在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而成为藏书家的最高追求。

提起善本，一个很自然的联想就是古书。虽然在理论上，年代不仅不是鉴定西文善本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重要标准，可是在善本的实际鉴定中，出版年代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对于年代的界限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古籍图书的珍本、善本和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