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国世界航海地位的三幅明代地图

《大明混一图》

　　《大明混一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89年。该图长3.87米，宽4.75米。这幅极其珍贵的古代宝图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世界地图，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描绘非洲的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的发现源于南非国民议会议长金瓦拉博士，她是一位研究古代非洲地图和世界地图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古代地图收藏家，目前已经收集非洲地图130多幅。她平时注意收集世界各地新地图发现信息。1969年华盛顿大学的郑教授在加拿大演讲时，提到一幅中国古代世界地图，清楚准确地描绘着非洲大陆。金瓦拉博士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不已，于1988年初派助手专程赴美国找到郑教授，调查该图的来龙去脉，郑教授当时只能提供该图藏在日本一家佛寺里的信息。金博士又跟踪追访，最终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大明混一图》。最后弄清，这幅地图是中国人李凯（音译）1402年绘制的，由一名朝鲜使者受命带回朝鲜。后日本军阀侵占了朝鲜将该图掠夺到日本，密藏于寺庙方丈的私人图书馆，方丈又将该图赠送给日本一所大学。应金瓦拉的请求，1999年初，日本有关方面复制一幅《大明混一图》赠给金瓦拉，使她20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其实关于该图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原来《大明混一图》是一对孪生兄弟，最早的第一幅绘制于1389年，金瓦拉为了寻找到年代更早的中国古代世界地图，请求中国驻南非大使帮助实现这一愿望。

　　1999年11月，李鹏委员长访问南非，特意向金瓦拉议长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本《中国古代地图集》卷首几页正是1389年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原本《大明混一图》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彩绘绢本，是一件国宝级的珍贵历史之物。由于年代久远，尺寸过大，已不适合公开展出。为了满足南非国民议会举办《非洲视角》地图展的请求，中国决定为南非复制一幅《大明混一图》，该复制工作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会同敦煌艺术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的专家们共同精心完成。

　　2002年11月1日，满载着中非友谊结晶的《大明混一图》抵达南非议会，11月12日正式向公众展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专程参观了《大明混一图》。世界各国的史学家、航海家纷纷前来参观。金瓦拉议长在开幕式上说：“《大明混一图》向世人表明，这幅由中国人绘制的地图比西方探险家到非洲早了100年，所谓欧洲人最早发现非洲的历史需要改写。”

《天下诸番识贡图》

　　2006年1月13日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刚，将自己用500美元购置的一幅《天下全舆总图》又称《天下诸番识贡图》公布于博客，再次引起全球新闻媒体的重视，新闻的焦点是谁最先发现美洲。

　　2001年春季，刘刚购得一幅在竹纸上手绘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的右上角有“天下全舆总图”6个字，左下角写着“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臣莫易仝绘”，地图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指南针方位盘，并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7个字。左上角写有“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这幅1763年仿绘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不仅仅画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陆地（包括南极、北极和格陵兰），并且在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上都有红笔圈注的注释。难道1418年中国人已经绘出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图？收藏者刘刚也曾怀疑该图是件赝品，因为许多注释超出当时中国人的知识范围。正是因为在该图太平洋海域中，有一个红圈注释写道“一于永乐十三年，隋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刺诸番直抵忽鲁漠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的记载，刘刚先生用了4年多时间钻进了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关论文研究之中。通过对古籍的研究，刘刚先生首先突破“郑和下西洋”西洋的范围，西洋就是西方，几乎环绕整个地球，他的许多理论根据还来自英国孟席斯著《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正因为如此，孟席斯专程去北京与刘刚先生见面交流，成为“郑和发现美洲”理论志同道合的战友。

　　一石激起千重浪，许多学者认为该图是赝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龚缨晏教授。龚教授认为《天下全舆总图》是一幅横轴投影的世界地图，它完全是根据欧洲地图仿绘的，该图仿绘于1763年，适时1760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绘制了《坤舆全图》作为献给乾隆皇帝50大寿的贺礼。在此之前，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也绘制过《坤舆全图》。《天下全舆总图》的许多画法，与南怀仁的《坤舆全图》是如此相似。

　　2006年4月24日下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黄荣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航海日”活动筹备会议。刘刚律师到场向众位代表展示了他发现的这幅古地图，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这张航海图已通过有关方面鉴定，认定是明朝的航海图。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听到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还需要不断研究、不断交流、不断磨合才能解开相关疑问。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本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原图载于明人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分二十图四十面，分别绘明了各国方位，航道远近以及航行方向，停泊何处、何处有礁、何处有浅滩、何处有人家。据专家研究该图应绘制于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1425～1430)年间，是郑和下西洋第6次归来后守备南京时期的杰作。航海图中标有牵星数据，附过洋牵星图，以测天定位，指导航行，这是现代海图所没有的，也是《郑和航海图》的最大特点，据统计该图标有牵星记载近70处，其中直接标在航线上有16处，标在沿洋和岛屿上的有34处，标在过洋牵星图上的近30处。郑和船队利用日月星辰来辨别航行方向。标志着郑和船队已经进入以海上天文定位为特点的牵星术阶段。为此，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对《郑和航海图》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学的海图”。

    《郑和航海图》是我国明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圈与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以及伊斯兰文明圈整合的产物。在《郑和航海图》的背后还有3本注脚。这3本注脚就是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3位下西洋的“记者”和“作家”详细描写了他们亲身所历几个文明圈30多国的山川地理、道路远近及风土人情。他们的地理知识远远超越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游记的范畴。郑和航海图连同3本注脚游记，已经成为世界地理学知识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幅明代地图奠定了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中的位置，具有世界规模的郑和下西洋已成为划时代的路标，构成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第一环，唱响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声”，以恢弘的气势拉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成为开启人类海洋事业的新纪元。从此以后，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更加深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航海作为本国海洋文化的显著标志，并设立航海节。我国于2005年7月11日将郑和600年前下西洋的日子作为中国航海日，具有重要意义。中华儿女一直为把郑和文化中开拓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精髓注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海洋强国的民族之梦中而努力奋斗。（郑自海　郑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