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万国史记》对中国的影响

下面，我们看看《万国史记》对晚清中国的影响。

                   第一节  销售情况

《万国史记》单行本在中国的版本情况已经清楚了。我不敢说我的调查穷尽了中国所有的版本，但仅已经弄清的情况看，除了日本原版外，中国至少有6个出版社翻刻过，而且象申报馆版本多次印刷，其它版本的印刷次数无法统计了。当时由于没有现在这样完善的数字统计，各个版本的印刷、销售数量，现在难以确切弄清。狭间直树认为《万国史记》的印刷销售量包括各种盗版估计达到30万部。[49]1899年内藤湖南[50]首次来中国。在他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中提到，他在天津与育才堂教习蒋国亮谈话时，蒋说“贵国书籍，译成中文，此乃大有益处之事，以此开启中国文明，与贵国又有益处。近日有《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买此书者甚多。”[51]可见《万国史记》是一种清末流行的畅销书。

除了《万国史记》单独销售流传外，像《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样的关于世界情势的书，在清末很流行。它是我国现存最大规模的地理丛书，具备鲜明的时代性和相当的广泛性。编辑者王锡祺从1877年涉足洋务时政，在朋友帮助下，编集舆地丛书。1879年8月25日的《申报》第6版中已经出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售”的广告，称“清和王氏所辑。採国朝名人所著舆地之学共十卷。今第一卷摆印已成，计订二本，先行出售，收回工料。”[52]这是该书最早上市。后来作过补编，甲午战后又作再补编。编辑者王锡祺说书中的文章，“可觇近十数年之版籍合并”，希望“读者反复玩索，洞然于国势敌情、成败利钝。”[53]在晚清因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兴起的中国知识界吸收西学的潮流中，《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因为适应市场需求，有不少书商私自仿刻牟利，以致王锡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只得请求政府出面制止这种状况的蔓延。光绪二十八年（1902）官府告示“毋得任意翻刻渔利”，否则“定行查提，究罚不贷”。[54]这反映出这套丛书在清末书籍市场上畅销的一个侧面。如上所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了部分的《万国史记》中的内容，它的畅销也扩大了冈本监辅的知名度和他文章的影响力。

《万国总说》一书先是被张树声辑入《敦怀堂洋务叢鈔》，光绪甲申年即1884年由敦怀书屋刊印面世，随后又被收录进张荫桓编辑的《西学富强丛书》，光绪丁酉（1897）年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出版。壬寅（1902）年鸿文书局又出版了袁俊德编辑的《富强斋丛书》，仍然包含了《万国总说》。[55]

    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万国总说》和《法国志略》等包含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中的内容的书籍的出版销售，间接地扩大了《万国史记》的影响。

                  第二节  阅读和评价

《万国史记》的销售情形大略如上。现在看一下它被中国人阅读利用的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现在很难彻底弄清该书究竟被多少人阅读过。暂且就目前接触到的材料，作一个简要的披露。

首先接触到《万国史记》的是赴日观光和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的中国学者。

中国人中最先读到《万国史记》的可能是王韬。王韬在《扶桑游记》中称冈本监辅“曾两游中土，……著有《万国史略》，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固必传之巨制，不朽之盛业也。”[56]王韬是1879年4月23日自上海出发的，到日本游历了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浜、东京，在日本计128天。在日本期间与日本的许多文人学士来往。因为日本人仰慕王韬的学问文章，要求他写下日记并在日本发表，王韬应允每日必记。这就是《扶桑游记》。全书近四万字，分上、中、下三卷，由日本《报知新闻》社出版，1879年冬就刊出上卷，次年夏天出齐。[57]王韬所说的《万国史略》，无疑就是《万国史记》。冈本监辅的终身所有的著作中，均没有名《万国史略》的，[58]王韬在日本旅行期间，正是《万国史记》一书刚刚面市之际，因此他能够在第一时间读到该书。王韬通过《扶桑游记》介绍、宣传了《万国史记》。

冈本监辅编著《万国史记》之际，正是中日国交建立不久。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受到日本学术界主要是汉学界的热烈欢迎。《万国史记》成书后，也给中国使馆人员何如璋、黄遵宪等人浏览过。何如璋欣赏《万国史记》，觉得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杂采西史，漫无别择”，特别对于中国部分的论述，何如璋认为“词多鄙陋，不足取信。”[59]黄遵宪认为冈本监辅的书（指《万国史记》）是第一部汉文欧美史，编辑宏富，“书综纪万国，序上称三古，可谓一纵一横，论者莫当。”同时直言不讳向冈本监辅指出，《万国史记》没有志和表，“不足考治乱兴衰之大者”，还亲自为冈本监辅发凡起例，冈本监辅十分赞同黄遵宪的意见。[60]宋恕[61]认为《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62]

梁启超在1896年所作的《西学书目表》一书分上、中、下、附，其中“西学书目表中”列出的第一本书就是《万国史记》。该栏记曰“万国史记  冈本监辅  上海排印本  十本  五角”，下端有梁启超对《万国史记》的简短评论，说该书“虽甚略，然华文西史无详者。姑读之。” [63]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一些西学入门书籍，而且把同类书的优劣作简要的评述。通史类著作有《万国史记》和《万国通鉴》，梁启超认为《万国通鉴》是教会所译之书，不可尽信，不如《万国史记》；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欧洲史略》一书，体例是不错，可惜译文太差；《四裔编年表》便于翻阅，但是“舛错颇多”。[64]

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思勉说自己于11岁（1894年）时读了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才开始对世界史略有所知。20世纪疑古派史学代表顾颉刚称自己6岁（1898年）随意翻阅《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懂得了一点世界史。[65]

刘师培在为1903年出版的《万国历史汇编》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中国史书体例变迁，认为中国人写的列国史，最早的可以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改列代四裔传之例，以开国别史之先声，不可谓非中国之新史学也。”[66]接着刘师培指出徐、魏两人的书偏重于舆地，而且译音未正、分析未精，不足以集历史之大成。他称赞说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以事实为主，详于兴衰治乱之由，为西史中之佳本。”

晚清学者对《万国史记》，既有赞赏，同时也有对该书的体例、史观提出批评的。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在关注时事的读书人中间，《万国史记》是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读本之一。

第三节  学堂教学中使用

王韬、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是在日本读到《万国史记》的。如前所述，《万国史记》在日本出版后不出一年，上海就有申报馆翻刻本面市，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传播，被关心时务的士大夫注意。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在广州兴办长兴学舍。长兴学舍的教育内容，除了传统私塾的经史、括帖之学而外，注重向学生灌输时务学问，其中就有“万国史学”一项。梁启超评论康有为时说“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他根据康有为的《长兴学记》的纲领旨趣，制作了一张学表。其中分“学纲”有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梁启超归纳为德、智、体三个方面。“学科”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大块。其中考据之学中，有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67]同是康有为弟子的陆乃翔、陆敦骙，在评价老师时，也说“康南海为教育家”，“因才施教，择其上根，大声棒喝。其不能受者即退，其能受者则终身服膺焉。”在提到康有为讲学内容时，则是“自各国古今之道德、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词章、物理、地图无不有，而尤以中国为多，孔子为主，盖爱国之义有然也。”[68]

康有为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中对于周身社会反应灵敏、眼界宽阔思维发散善于归纳、推理而且有志救世、主张与时俱进的先进分子。他在广州创办的长兴学舍的教育中，传播关于世界的历史、地理、政治、语言等方面知识。康有为所教的世界知识，是根据什么书籍进行的？康有为似乎没有留下记录。他的学生弟子们关于康有为的传记中也没有提及到底使用什么书作为教材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他长兴学舍时代的学生梁作霖、黄公祐和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写信问梁启超应该读那些西书以及先后次序，梁启超就做了表四卷、札记一卷给他们而成的。梁启超是鉴于西人学问日新月异，对于中国了如指掌而中国文人士子埋头于考据词章帖括，对物理、人事蒙昧无知的现状，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所以罗列了300种他接触到的西书推荐给青年学子。梁启超说根据书目表选择精要读一下，可以知道世界变迁的大概了。《万国史记》是《西学书目表》中所列的唯一的一本世界历史类书。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1896年之前，《万国史记》已经被梁启超等人阅读利用了。

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中也有《万国史记》的教育。时务学堂把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相当于现在高校中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区分。梁启超为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把普通学分四类：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凡入学堂后，前六个月都得修普通学，六个月之后才能修专门，但是普通学仍然要学。在梁启超设置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把《万国史记》列入普通学之内，作为公共基础知识要求学生们学习。

湖南时务学堂是1896－1897年之间，王先谦等几位湖南开明士绅倡议并且捐资、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设立于长沙的学校，学生120人的规模。陈在招生说明中称“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而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知彼知己乃谋国者之急务”，为了造就“兼通中外”人才而设学堂，学生年龄在14－20之间，每月给3两银子。开设功课有中学的《左传》、《湘军志》及时务书，西学以外语为主，兼习算学、格致、西史等之粗浅者。[69]学堂章程虽称中西学并重，其实主要是教授外语的，本来定的是3年学制，“继思西文颇繁，期迫恐难收效，故改为五年。”学生的出路是升入京师大学堂或者出洋学习，或者举荐为使馆翻译随员，或者派到南北制造局差遣委用。[70]该学堂存续时间不长（1897年第招进第一批学生，1898年春夏间最兴旺，戊戌政变后零落，次年改为“求是书院”迁址他处。[71]）但是影响不小，引发了当时湖南社会的“地震”，从苏舆的《翼教丛编》和叶德辉的《觉迷要录》等书中观点可见一斑，[72]谭嗣同、唐才常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都曾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梁漱溟在1943年亦即梁启超逝世14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评论说梁启超与蔡元培“两位同于近50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在梁启超的全盛时期，“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73]在长沙时务学堂时代的梁启超当然还没有达到他的鼎盛时期，社会影响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么大，但是也许正因为他善变的性格，他的思想成了社会思潮的温度计，他引领潮流的本领是世所公认的。

1897年2月宋恕为天津育才馆所拟的“第一级正课书目”，科目共有心性学、养生学、古史学、国史学、外史学、时务学、物理学、诸子学、训诂学、词章学。在十门功课中，史学占了三门。古史学宋恕推荐《通鉴辑览》、《史通》、《史记》，国史学的书目是《圣武记》、《湘军志》，外史学的书目则是《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宋恕评论两本外史著作，说前者“日本冈本监辅撰，远胜《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后者“译笔陋劣，然原书宗旨甚高，不可不读。”[74]天津育才馆的馆章规定“须文理清通者方许收入”，宋恕称他的书目“若课蒙童及造诣高于清通之生徒，则不可。”同长沙时务学堂一样，教育对象是是有一定文化基础者。

晚清自甲午战败、尤其是庚子义和团运动以后，维新志士和部分朝廷大臣痛感了解外国的必要，于是采西学成为时代潮流。这时人们头脑中的“西学”概念，已经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那种仅仅指枪炮器械、声光化电等等，还包含了西艺、西政等内容。作为“考治乱得失”的历史学特别是外国史地受到人们普遍重视。向接受过启蒙教育的青少年传授中外史地普遍列入了各地的中等学校的课程中。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习称“壬寅学制”中，四年中学期间都安排了“中外史学”和“舆地”课程，而且达到每周6课时之多，约占每周37课时的六分之一。另外外语每周9课时。而传统学问的“修身”、“读经”、“词章”三门课程合起来总共才8课时。可能这一改革步伐迈得太大吧，它没有实行。次年由张之洞主持对它进行修订成为《奏定学堂章程》，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中等学堂改成五年制，此外最大的改动是传统学问的课时增加，“修身”、“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三门每周14时，占总课时的40％；“历史”、“地理”课，第一、二年每周5时，第三至五年是每周4时。据研究这部学制在晚清各类学堂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75]《奏定中学堂章程》第二章第四节为“各学科分科教法”，规定历史课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详于大国略于小国，说近事者十之九，说古事者十之一。“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地理是先讲总论，次及中国地理、次外国地理。

这种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并不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新现象。在这之前，许多人早就意识到学习外国历史的重要性，也有不少书局、学堂自行开设世界历史课程。

1873年由几位官僚士大夫集资创设于内地陕西泾阳的味经书院，鉴于“中国人士日读周公孔子之书，舍实事而尚虚文，甘让外人以独步，事不如人而遂受其制。”1895年于书院中立“时务斋”，“俾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书院把原办学经费的三分之二改为刊时务书、改作习时务者的资助。时务斋章程似乎相当严格，对进入时务斋的学生有严厉约束，如入学须学宪考选，院长挑取，兼由斋长及旧入斋之人保举。入斋后必须立定保证书，讲读某经史或者学习某项技艺，若干年达到精通。要是不能达到目标则要“从重议罚”，而且连保人也要“一并议罚”。在章程规定的课程中，凡是中国学术，都必须同时学习对应的外国内容。其中史学类，要学历代正史、通鉴纲目，另“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76]

李端棻在其著名的《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6月12日）中，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招收民间俊秀子弟12～20岁之间具备一定文化基础者，3年为期。省学和京师大学也是3年制，课程近似，唯更加高深和专门化。[77]教授《四书》、《通鉴》、《小学》等之外，还有各国语言文字以及初步的算学、天文、地理知识，简明万国历史。这是后来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先声。

1897开始招生的江南储才学堂教授英、法、德、日四种语言文字外还设立了舆图、翻书课程。[78]这种甲午战后兴办的学堂中舆图课程，无疑包括有世界史地类内容。

尽管中国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曾经在西方受到高度评价，但它仅仅是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在“癸卯学制”实行之前，中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当然也没有适合学校授课的教科书。历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兴旺发达的一门学问，近代各地书院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影响、强化学生的中国学问根底而传授中国历史知识时，教科书是根据主事者的兴趣见识自由确定的。1895年以后许多志士从国力贫弱缘于缺乏人才、而人才产生于学校这种认识出发，一面上书朝廷建议政府开设学堂，一面自动地开始改革书院课程，大量增加西学内容乃至以西学为主。[79]西学内容中，作为考治乱得失的万国史学受到重视。上面所揭示的事实可以看到，从京师到江南，自沿海至内陆，涌起了一股求西学的潮流。而且这时的西学不仅仅是洋务运动初期的外语、制造、水师、电报，而且注重于西政。作为世界史教科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不仅资料陈旧而且卷帙浩繁，于是较新而且比较简洁的《万国史记》成为首选。

冈本监辅的汉文著作《万国史记》一书，是19世纪后半叶日本人眼中世界上各国社会状态的记录，反映了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观念。它传入中国之后，立即引起维新人士的关注，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利用，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己提供了一种参照，是近代较早被中国人采用为教育材料的世界通史著作。

第四章：《万国史记》流传中国的意义

 人类社会是运动的、相互联系的，而且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民族之间的流动和联系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人们在研究分析社会现象时，都不能孤立地从事物本身看出它的全部意义。《万国史记》在晚清的流传，必须放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才能比较清晰地认识它的价值。

无论是王韬、黄遵宪的世界史著述活动，还是《万国史记》在中国的流行，都表明了晚清世界史学形成时期，日本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面试作分析。

第一节  西学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

近代以前，日本常常通过中国书籍了解世界。人们在比较西学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时通常认为，在较早时期的西学中，中国领先于日本。

日本人最早与欧洲人接触是1543年，差不多与中国同时。有人总结中日两国最初接触西方的不同结果时说“吸引绝大多数日本人的主要是天主教的说教，而中国人发生浓烈兴趣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80]日本兰学关于世界历史、地理的译、著在1618－1873年间总计有451种。[81] 1803年山村才助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被称为江户时代兰学西洋地理学集大成之作。该书参考利用了126种书籍编写成的，其中有42种是汉籍。汉译西书是日本人了解西学的重要途径，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成为日本人学习世界地理知识的必备书。1853年美国军舰来航给日本造成恐慌之际，日本人对国际的认识依然很有限，积极借助于传到日本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了解世界。日本直至明治政府建立以后，还在利用汉文书籍吸收西方知识。即使到了70年代，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Allen）、中国人严良勋、李凤苞合作编辑的《四裔编年表》，明治十二年（1879）在日本出版了由广濑乘信训点增补的本子。王韬的《普法战纪》，在日本有明治十一年（1878）陆军文库翻刻本，明治二十年（1887）大阪修道馆出版了山田荣造校勘的（实际上只是加了些训点）《普法战纪》，汪向荣认为是“日本方面假助中国汉译本而吸收西洋文化的翻刻本中最后一种。”[82]此后日本不再依赖汉译本吸收西洋文化，中日两国的文化地位开始逆转。

近代日本在外力胁迫下开港后，地方上，江户1856年设置讲武所、炮台，长崎于1855－1859年进行海军讲习。诸藩进行军制改革，萨摩藩1857年建立了集成所，设炼铁炉、铸造大炮，长州、肥前、筑前等西南诸藩，设置西洋学所，实行西式训练，建立反射炉铸造枪炮和洋式船只。在中央，幕府为应对新局面，1855年设立了洋学所，给贵族子弟传授西洋学问，组织翻译，积极收集外国的信息。1856年设置了外国贸易挂，负责对外交涉。同时展开积极外交活动。1860年向美国、1862年向欧洲派遣使节签署条约、参观考察。文久二年（1862）幕府实行了文久改革，向荷兰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以及政治、经济和医学；改革学制实行洋学教育，新设置“学问奉行所”管理洋学教育，教授荷、英、法、德等外语，以及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萨英战争”[83]促使萨摩藩意识到攘夷是行不通的，于是转变而为亲英政策，推进开国方针，次年即1864年就派特使前往英国，同时瞒着中央政府向英国派出了15名留学生。[84] 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签定10年后的萨英战争结束为标志，日本的先进分子立即果断转向了开国态度。又经过5年的混乱，终于开国的方针得到社会精英的认可支持因而才有明治维新的出现。

明治政府确立了以列强为目标而跻身国际舞台的开国方针，了解世界特别是欧美成为一时的社会潮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与国际交流的政策，如派遣使团赴欧美考察，鼓励留学，聘用外国人，普及义务教育，发展洋书翻译事业，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大至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切以西洋为榜样。

日本明治时代的变革，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在这种巨变中，尤其是教育的普及、新闻出版事业的兴旺，提高人们的识字程度，激发了求知热情。明治维新，当时人称 “御一新”，是上层政府首脑倡导、中间洋学家们积极推动、下层人民风靡响应的社会革命，尽管伴随着很多矛盾，最终取得了成功。从锁国到开国，日本人对世界的了解认识因为国际交往的增加而超过中国，可以说成为了亚洲西学中心。

第二节  《万国史记》传入中国的理由

（1）日本历史学的近代化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了解世界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急切需求。表现在史学上是文明史学和万国史的热潮。明治维新使日本历史学出现飞跃的质变，以至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坂本太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历史学是明治以后才开始的。[85]

古代日本史学，从史观、体裁、笔法都属于中国史学体系的延伸。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本欲继承传统的正史编修事业，明治二年（1869）天皇就下诏开史局，以“继祖宗之绪余，广施文教于天下。”达到“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之目的。[86]但是开国以后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吸收西洋文明，史学成为启蒙的重要工具。法国基佐的《欧洲开化史》、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在1875年到1879年间多次被翻译成日文，十分风行。在西欧文明史学的影响下，1875年日本出版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7年又有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它们被认为是日本文明史学的两部代表性的作品。[87]当时不少史书都冠以“文明”、“开化”之名，如北川藤吉的《日本文明史》、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室田充美的《大日本文明史》等等。文明史学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开化这样三种大类型，而且从野蛮发展到文明是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所有半开化和文明开化的社会都是从野蛮状态逐步发展而来的。文明进步是70年代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象福泽谕吉一类的洋学家很注重在日本积极传播世界知识。他相继编著了《西洋事情》（1866年）、《西洋导游》（1867年）、《掌中万国一览》和《世界史地》（1869年）等书介绍海外情况。尤其是《西洋事情》很畅销，1866年出版初编以后，1868和1870年又分别出了外编和二编。[88]到了70年代，还出现不少称为“万国史”的翻译书。这些书实际上都是欧洲历史，洋学家们把西洋文明当成人类文化的代表。当时翻译介绍西方史学著作是两种倾向：一种是通俗书刊；另一种是浅显易懂地说明文明进步的古典著作。前者最多，那些作为教材使用十分流行的史书可以归入这一类。例如Peter Parley,“Univers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 ”《万国史》；W.C.Tayor,“A Manual of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万国史》；以及稍后的William Swinton,“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ancient,mediaeval,and modern,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等。翻译了多领域的书籍的箕作麟祥根据数种西书编译的《万国新史》从明治四年（1871）至九年（1876）以上、中、下出版了十八册。[89]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正是利用多种西方史著的日文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和中国的内容而编写成的。

明治政府本欲继承传统的正史编修事业，后来转而专意于史料编纂工作。1889年，东京帝国大学招聘的德国人里斯，传入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至此，文明史观、世界视野、实证研究再加上学科专业化，日本史学基本完成了近代化。

在六七十年代日本进行全面改革之际，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外交涉增多，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解世界的必要，这是催生中国世界史学的社会环境。日本因为兰学、洋学的深入发展，在东亚地区，世界知识的中心由中国转移到了日本，这是世界史学从日本流向中国的外部条件。

（2）语言文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为什么在70年代的日本流行的文明史学和万国史的其它著作没有传入中国，而只是冈本监辅的二十卷《万国史记》呢？我认为这是跟《万国史记》的文字是汉文这一点密切相关的。

人与人交流的主要手段是语言，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这样，语言文字起着重要作用。

明末以降的西学东渐，主要的担任者是东来的西方传教士。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人交往，掌握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中国士大夫协助下，翻译、编写了西学著作。中国方面没有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西方人带来中国的书籍，由于中国缺乏懂得西方语文的人，所以无人能够利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金泥阁等耶稣会士在欧洲募集了7000余部书籍带来中国。这些书包括西方各类科学，应有尽有。运到澳门后，就无果而终了。方豪认为最初几年存放在澳门，以后分批逐渐带进北京。[90]杨廷筠曾经表示“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91]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热情而已，最终都没有实现。当时有学问的传教士都在忙于编纂《崇祯历书》，无暇顾及科学书籍的翻译。此后这7000部西书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直到20世纪30年代整理北平北堂时才有几百册重见天日。[92]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传播的西学，没有改变这种局面，依然是西人主持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也是通过古代中国史书中关于外国的记载和西人翻译成中文的材料了解西洋，他们也没有掌握外国语言工具。可以说他们获得的是二手材料。当时一方面中国人中没有懂外语的；另一方面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因而会中文的洋人，但是国人还没有想到要请他们当先生。政府层面重视外语的标志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开馆。起初只是打算招收四五名八旗子弟学习，招生时遇到很多阻力，到1869年只有2名英文学生和8名法文学生，1876年开始除了教授外语外，还教授数理化、天文航海、国际法、世界历史地理等，使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了综合性的西学学校。熊月之根据1876年丁韪良总教习制定的课程表认为当时同文馆教授西学的程度相当于小学到中学的水平。[93]但是同文馆似乎没有培养出对社会变革发生影响的大学问家。它翻译西书共25种，仍然是西方教习为主、中国学生辅助翻译的。历史学方面据说同文馆学生杨枢、长秀曾经翻译过作为教材使用的《各国史略》（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但是没有译完，未流传外界。2003年4月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对同文馆的教材作过调查，没有发现世界史教材。1863年创办于上海的广方言馆存在了42年，其中不少学生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不忘科举功名，毕业后投身于外交、教育、科技等各界，也有翻译书籍出版，如严良勋等人译《四裔编年表》、钟天纬译《英国水师考》等。但是洋务运动时代，多数士大夫包括后来被认为在同时代人中属于先进分子的人们，还是抱着西学中源观；从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新式学校出来的人，也没有出现如日本“明六社”那样的启蒙团体。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无法展开讨论。近代中国第一个重要的翻译家公认是严复，他是70年代去英国学习的。他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是在1895年以后。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后觉悟到他和康有为这些“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只会大声疾呼中国的旧东西不够、外国许多好处要学，而不能告诉人们外国学问是什么、该怎样学。他感叹道：“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94]宋恕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曾经打算编撰《欧洲名人传》、《欧洲善政记》等书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名人善政，后来考虑到自己不懂西方文字、未读原文典籍，担心仅据他人翻译材料编著的书为外人讥诮而不敢动笔。[95]语言文字成为晚清中国人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巨大障碍。

人生社会中，追求名利乃理所当然。但是在19世纪的中国，对名利的追求全部被吸引到科举这一政府垄断的制度体系中，严复、鲁迅等都是家庭遭遇不幸不得已才进洋务学堂的。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在英国留学深造，成绩优秀，深得外籍教习的欣赏，但是在晚清社会中难以为周围的人接纳，1885年以后三次参加科举，但是都失败了。[96]晚清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与日本汉学者宫岛诚一郎于1878年2月初次晤面中就询问日本“仕进之途以汉学入选者是何名目”，[97]一元化的价值观使洋务派士大夫如郑观应、王韬、黄遵宪等人，虽然聪明好学渴望认识世界，但是都没有通过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获取西学，包括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只能利用汉文读物，而《万国史记》由于用汉文编撰而成，无需翻译就可利用，才能够很快流入中国。

         结语：世界史学中的《万国史记》

综上所述，《万国史记》是冈本监辅利用翻译成日文的多种世界历史著作、又参考日本和中国的史籍补充了日本、中国历史内容，用汉文编撰成的世界历史，1879年在日本出版。冈本监辅在完成该书的过程中，从史料、财力上得到朋友帮助支持，内容上经过朋友的修改润色。全书二十卷。该书传入中国，最早是由上海申报馆翻刻，首次发售时间是1880年3月31日。此后申报馆还多次翻刻，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更被多家出版机构翻刻出版。它作为史料，部分被王韬的《法国志略》、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朱可敬等的《万国总说》等书节录采择，收入进多种丛书；作为教材在长兴学舍、湖南时务学堂中等学校中使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较为畅销的世界史著之一种。

史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国科学的史学是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治史方法真正输入后产生起来的，[98]中国人自己撰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是周谷城所著、于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99]科学的目的是探索真理，它永远没有终点，从发展的观点看，所有学科都是在逐步成熟过程中，历史学也应该是这样。中国世界史学的出现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结果，它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步伐同步前进的。如果把一门学科的成长过程比喻为生命，就像人的生命可以分成胚胎、婴儿、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学科发展史也是有明显的阶段性的。但是，尽管婴儿和成年人差别甚大，却依然归属为人类，不会因婴儿还不具备成人的许多特征而否定他是人类。对待一门学科的历史同样应该如此。不能用成熟的规范的学科标准衡量学科早期的历史。中国世界史学至目前依然处于发展中，如果把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世界史学的萌芽阶段，就难以把此前的许多世界知识的探索归类，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中国世界史学的萌芽，应该从林则徐编著《四洲志》、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算起。

看看世界历史地图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球各国版图分分合合，真有沧海桑田之感。特别对于中国人来说，近代以来的变化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在这巨变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世界观念的变化。所谓“世界史”，应该是以所有地位平等的国家作为叙述对象的历史，以此区别于自古以来的王朝史、国别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四洲志》、《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作为中国世界史学的开端。自它们问世以后直到19世纪结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再也未见中国人编著的同类型著作问世，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19世纪末中国人对于世界知识的渴求猛然高涨起来，人们普遍感到既有的学问不够，梁启超称为“知识饥荒”。《万国史记》填补了这个空白，成为关心时务的学子和士大夫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20世纪初，也有学堂请欧美人教授世界史的，[100]或者中国教师直接用欧美世界史教材的。[101]此后随着学制的建立，学堂的兴盛，更多引进的或者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世界史出现了。晚清的学者已经指出了《万国史记》的不足，如对中国的叙述评论存在偏颇，缺少志等等。但是由于中国人没有掌握外国语言文字，对于国际学术无法主动选择，只能被动接受。而传教士传播的西学内容之中的世界史，是服从于传教目的的。日本人由于较早能够利用外文资料，故能够主动从国际学术界吸收营养，文明史观在日本流行要比中国在20世纪初流行早近30年就是最好的说明。《万国史记》得益于汉文这一媒介而流行中国，表现了不同民族的交往中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

在面临西方的冲击而作出的回应过程中，中国和日本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中日两国的不同基础决定的。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的，基督教世界中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由一个文化圈内亚文化集团的竞争精神和危机感激发的，而中国从未在文化上感到低人一等，即使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 “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因此费正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中心主义”。[102]这种状况的变化是新文化运才开始的。[103]晚清的人多数认为“西学中源”，主流社会的处理中西文化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自古以来不是文化中心，因而在面临新的一种文化时，就没有中国人这么多的心理负担。在跟西方交往中，日本是把欧美作为更加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看待，因而致力于从“半开化”向“文明开化”前进。

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萌芽阶段时间很长；一部在日本史学史上不知名的《万国史记》在晚清流行了20多年。研究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分析学术与社会的关联、[104]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对于确定中国学术今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费正清等人说：“日本史学家怀着一种力求客观的自豪感记录了本国明治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许多中国史学家来说却不堪回首，肯于直面史实者少而又少。”“简言之，日本史学与日本社会一同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的史学却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长期以来一直羁留在传统之中。”[105]我认为这些观点或许是有道理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参 考 文 献

一 著作类

1.       魏  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2.       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3.       （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

4.       《万国总说》，光绪甲申敦怀书屋校刊。

5.       王  韬：《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淞隐庐刊。

6.       张荫桓辑：《西学富强丛书》，鸿文书局版、小仓山房版。

7.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丁酉上海著易堂排印。

8.       苏  舆：《翼教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

9.       江子云等编：《万国历史汇编》，光绪癸卯年上海官书局印。

10.    陈寿彭译：《万国史略》，光绪丙午江楚编译官书局初版。

11.    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

12.    梁启超辑：《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光绪戊戌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

13.    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

1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    马金科等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    高国抗 杨燕起 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17.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8.    吕  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9.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21.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2.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3.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

24.    方  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

25.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

26.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27.    （美）柯  文：《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 罗检秋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    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

29.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30.    林志浩：《鲁迅传（增订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31.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32.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谭汝谦 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

33.    王  勇主编：《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34.    王  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35.    王  勇 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6.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

37.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38.    （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

39.    （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身与史学》，沈仁安 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0.    （日）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林和生 李心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1.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42.    （日）矢岛祐利 野村兼太郎 编：《明治文化史5学术》，原书房昭和五十四年。

43.    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

44.    （日）韦庵会编：《冈本韦庵先生略传》，德岛市芳川堂大正元年印刷。

45.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二 资料·论文集类

1.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       施廷镛编著：《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3.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

4.       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5.         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6.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93年。

7.         高时良 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8.         汤志均 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9.         邹华享、施金炎编著：《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

11.    《日本研究论集200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    （日）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原书房1981年。

三  报 刊 类

1.       《申报》

2.       《历史研究》

3.       《史学理论研究》

4.       《出版史料》

5.       《近代中国》

6.       《中国历史年鉴1995》

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8.       《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       （日）《东亚》杂志2002年2月号。

后    记

我很荣幸能够在浙江大学度过二年半的时光。“求是·创新”的校训将永远作为我今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出于对日本文化、中日交流研究的浓厚兴趣，我来到浙大日本文化研究所。在这里我打下了日本研究的良好基础，确立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本文写作过程中获得王勇教授、王宝平教授的悉心指导，尤其是王宝平先生作为我的硕士论文的导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写作情况，把自己的资料借我利用，还特地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为我复印论文所需材料。我对二位先生十分感激。此外，研究所吕顺长、江静、刘岳兵诸老师在我平时的学习生活中都曾经给予关怀指导，在此也表示对他们的谢意。

在日本研究所学习期间，感受到先生们浓烈的爱国心、开阔的国际视野、对于事业的高度热情和科研、教学工作严谨踏实的作风。这些不仅给予我学业上的助益，而且给我提供了人生的榜样。

                         周建高记于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2004年1月8日。

[1] 参见安长春《从世界史观看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等。

[2]安长春：《从世界史观看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3年第4期，14页。

[3] 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157页。

[4] 刘新成：《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年鉴1995》，三联书店1995年，8－9页。

[5] 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23页。

[6] 同上23页。

[7]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240页。

[8] 贾熟村：《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1期，29页。

[9] 黄遵宪：《评〈万国史记序〉》。此文发表于《近代中国》第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是郑海麟于1994年至1995年在日本东洋文库汉文典藏部发现后整理发表的新史料。

[10] （美）柯文：《在传统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06页。

[11] 今日本德岛县美马郡。

[12] 日本庆应四年（即明治元年，1868）七月天皇发布诏书改称东京。

[13] 桦太岛中部小城。

[14] 1871年底，先后有两艘来中国进贡的琉球船遇飓风飘流到台湾，部分船员被高山族人误杀。日本藉此于1874年5月派兵3600人进犯台湾，受到台湾人民和清政府抵抗。10月31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以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日军撤出台湾了结。

[15] 今沈阳。

[16] 韦庵会编：《冈本韦庵先生略传》，德岛市芳川堂大正元年，19页。

[17]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称日语为“国语”。

[18] 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整理。据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201页），北京、上海和江西等地的图书馆收藏有日本版的冈本监辅著作。

[19] 元田直（1834－1916年），日本幕末明治时期法律家。字温卿，号南丰，丰后杵竹人。明治维新时任内国事务局书记，转任太政官大史。曾与箕作麟祥共同审议法国民法，起草日本新民法数百卷，后在日本首创法律学校。明治14年（1881）任长崎上等裁判所判事，明治20年（1887）为东京府立寻常师范学校长，1897年退归乡里。仿《大学》著有《帝道》，阐述祖宗大训和修齐治平的纲要。

[20] 山东一郎，生平不详。

[21] 重野安绎（1827－1910年），生于鹿儿岛，字子德，号隼所、成斋等。1839年就学藩校，1848年进江户的昌平校习汉学和洋学。1864年受命为国史编纂，次年将《大日本史》改成编年体的《皇朝世鉴》脱稿，1867年参与训释《万国公法》。1875年政府成立修史局，为副局长，1877年编纂《日本史略》，接触西洋思想，1878年托人了解英国的史学方法。与王韬、黄遵宪都有交往。1881年任日本国史编修副长官，主张实证反对因循旧说。注重吸收西方的史学方法，1889年在帝国文科大学创设史学会，出版《史学会杂志》。1903年与三岛毅、服部宇之吉共同监修《汉和大辞典》，由三省堂出版。1905－1909年间，曾为天皇进讲四书五经。1910年在东京去世。他为日本近代史学的开山之一，执明治时期文坛牛耳近30年。 

[22] 中村敬宇（1832－1891年），名正直，号敬宇。初学四书，1848年入昌平校，从佐藤一斋习朱子学。1855年担任昌平校教授。又习“兰学”，1855年写成《洋学论》，1866年作为幕府留学生赴英一年，1870年后翻译英国Samuel Smiles的《Self-Help》和穆勒的《自由论》。1873年加入“明六社”，1877年起一直作为启蒙思想家活跃在社会上。1886年成为日本元老院的议员，1890年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次年病死。

[23] 大石秀石，生平不详。

[24] 川田刚（1830－1896年），幼名竹次郎，字毅卿，号甕江。自幼与安井息轩等名儒交往，幕末为维护幕藩体制而奔走。明治初受朝廷诏任大学少博士，1881年出仕宫内省四等，兼大学教授。1885年授文学博士，1889年为贵族院议员，1893年为东宫伺讲，被推举为学士院会员，1896年为宫中顾问官，敕任一等从三位。以朱子学为宗，博通诸子百家，旁及国学，被称为明治汉文坛宗主。文集《随銮纪程》最受称赞。

[25] 鸟尾水弥太，应当是鸟尾小弥太（1847－1905年）。长州藩士中村敬义长子，青年时投身骑兵队，因凶悍被逐，自己改姓鸟尾。1871年被任命为兵部省陆军少将兼学头，1876年升陆军中将，陆军大辅至参谋局长，1881年因病辞官，次年被推为统计院长，列华族，赐子爵。曾访欧两年，归国后组织政党，办刊物《保守新论》。被推为贵族院议员，枢密顾问官。晚年开设统一学舍致力于教育，后得热病而死。

[26] 冈千仞（1832－1914年），号鹿门，字振衣。初就学于藩校，后入昌平校。幕末主张“尊攘”说被捕。维新后入史局，又为东京书籍馆长，1877年退官后经营私塾。1879年与重野成斋招王韬访日，1884年旅行中国，著有《观光纪游》。翻译过《美利坚志》六卷，《法兰西志》三卷。

[27]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87页。

[28]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77页。

[29]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209－210页。

[30] 程世爵是晚清通俗文学作家，号“游戏主人”。编订《中兴名臣事略》八卷，撰有《拍案惊异记》十七卷、《笑林广记》十二卷。以《笑林广记》最著名，面世以来多次重版印刷，收入多种中国古典名著、宝库丛书中。他其实没有翻译《万国史记》的经历。

[31] 马金科等：《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24页。

[32] 姜义华等：《世界通史》，载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264页。

     另外，张佩国认为是1897年在中国刻印的，见《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1期《明清史学的文化视野》一文。其余还有类似观点，兹不一一列举。

[33] 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478页。

[34] 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1868年中进士，1877年作为中国首任驻日大使赴日本。1880年底调回国，担任福建船政大臣，因在1884年中法战争马江之役中失败被革职。

[35] 副岛种臣（1828－1905年），号苍海，生于佐贺。6岁入学习四书，1852年到京都，两年后回佐贺，积极致力于“尊王攘夷”。1862年开始学习英语，1868－1873年活跃在政坛，起草政体书，确立新法制。与西乡隆盛等一起主张“征韩”，失败下野。1876－1878年来中国，游上海、苏州、杭州、武汉等，归国后与元田永孚一起担任天皇侍讲。1888年任枢密顾问，1891年为副议长，1892年短期担任内外大臣，1905年在东京病逝。天皇授一等勋。

[36] 训点是日本人阅读汉文时为标记阅读顺序而加在句子上的符号。日语句子结构与汉语不同。

[37] 岛田重礼（1838－1898年），汉学者，文学博士。字敬甫，号篁村，东京市出生。历任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学习院教授，1881年东京大学讲师，1886年文科大学教授，1892年选为东京学士院会员，1898年升高等官一等，正四位勋三等。长于文章，作品有《篁村遗稿》、《篁村文稿》及随笔等。

[38] 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143－144页。

[39]松坡图书馆，是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在上海发起创办的，于1918年11月4日宣告成立。民国政府把1915年购买的杨守敬藏书的十分之五六，拨给松坡图书馆。1923年迁北京，梁启超为馆长，北海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第一馆，专藏中文图书；西单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1924年6月1日第二馆开馆，1925年10月第一馆开馆。——邹华享、施金炎编著：《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5、28、36页。

[40]国家图书馆《万国史记》现存藏书牌记中“仿圣珍版”字样，检索信息中显示的也是“上海申报馆仿圣珍版印”云，这是把“埾”字误认为简体的“圣”字。“埾”读音为jǜ，“埾珍版”就是版本学上有名的“聚珍版”。康熙十二年（1673）清政府于武英殿设修书处，刊印历朝实录、会典等，称为“武英殿本”。乾隆三十八年（1773）高宗命编辑《古今图书集成》之际，主事者金简建议刻枣木活字印书，高宗以为“活字”叫法不雅，遂定名为“武英殿聚珍版”。

[41]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1·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28页。

[42]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478页。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之“14·历史”中“1402通史”，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43] 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2页。

[44] 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丁酉上海著易堂排印。

[45] 王勇：《佚存书与“华刻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93页。

[46] 今苏州甪直镇。

[47]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0－15，56－58，69－70，110页。

[48]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

[49] （日）狭间直树：《初期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７）》中的《第六章 善隣会について——岡本監輔のばあい——》，载《东亚》2002年2月号。

[50]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历史学家，文学博士。秋田县人。历任《日本人》《亚细亚》《万朝报》等报纸的编辑、记者。1907年后在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东洋史讲座，对开拓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多有贡献。多次到中国、朝鲜考察、调查，搜集资料。学士院会员。著有《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日本文化史研究》等。

[51] 《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筑摩书房1946年第60页，转引自钟放《清末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学》一文。见《日本研究论集200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404页。但是钟放因袭旧说谓《万国史记》“1895年首次在中国刊印”，错误。

[52] 《申报》第二二六九号第六版。

[53]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序》。

[54] 顾承甫：《汪洋中的一条船——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出版史料》1991年2期。

[55]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6] 王韬：《扶桑游记》，明治庚辰年。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 第六十二辑，130页。

[57]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214－223页。

[58] 韦庵会编：《冈本韦庵先生略传》，大正元年（1912）德岛市芳川堂活版部印刷，23－27页。

[59] 黄遵宪：《评〈万国史记序〉》，载《近代中国》第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54页。

[60] 同上。

[61] 宋恕（1862－1910），字平子，号六斋，浙江平阳县人。出身地主家庭，青年时代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向张之洞、李鸿章等建策献言。甲午战后，与章炳麟编辑《经世报》，倡导维新变法。1905年任山东学务处议员，1908年辞职返乡，1910年逝世。著作在生前很少刊布，1985年胡珠生编辑其遗稿成《宋恕集》。

[62] 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史家类第六》，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63页。

[63] 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

[64] 同上。

[65] 李洪岩：《回眸二十世纪史学》，载波士顿《美中社会和文化》第2卷第1期，1999年3月。

[66] 江子云等编《万国历史汇编·序》，光绪癸卯年上海官书局印。

[67]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于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8－10页。

[68] 陆乃翔、陆敦骙：《南海先生传（上编）》，同上，68－69页。

[69] 陈宝箴：《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载《时务报》第四十三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389－391页。

[70] 《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湘学报》第二十五册。转引自同上书，391－393页。

[71] 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转引自同上书，402－404页。

[72]例如， 收入《翼教丛编》卷五的《湘绅公呈》说时务学堂学子“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翼教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149页。

[73]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载《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74－75页。

[74] 宋恕：《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253－254页。

[75] 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75－190页。

[76] 《味经书院时务斋章程》，载《烟霞草堂文集》卷七。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708－712页。

[77] 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引自汤志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117页。

[78] 见《江南储才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载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579页。

[79]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到“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127页。

[80]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95页。

[81] 同上书，185页。

[82] 汪向荣著：《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20页。汪氏此说有待更多证据的证明。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9月转入仙台医专学医。教授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在讲述解剖学在日本的发展史时，就有翻刻中国译本的。——林志浩《鲁迅传（增订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33－47页。

[83] 指1863年发生的日本萨摩藩与英国舰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

[84]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林和生 李心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5页。

[85] （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65页。

[86] 同上，166页。

[87]沈仁安 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

[88]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322－324页。

[89] 矢岛祐利·野村兼太郎编：《明治文化史5 学术》，原书房昭和五十四年（1980），568－570页。

[90]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182页。

[91] 杨廷筠：《刻西学凡序》，载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292页。

[92]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204－205页。

[93]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303－305页。

[94]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7－8、92页。

[95] 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史家类第六》，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62－64页。

[96] （美）本杰明·史华兹 著 叶凤美 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23－28页。

[97] （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10页。

[98] 瞿林东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一书所作“题记”，见该书第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99] 见姜义华、姜玢对周谷城《世界通史》所作的介绍，载《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264页。

[100] 福开森的《南洋公学早期历史》提到南洋公学历史、经济课程得到两位美国青年赛茨教授和李文沃思的帮助。——《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173－174页。

[101] 陈寿彭1900年在宁波主讲西学时采用美国人彼德巴利所编的《万国史略》为教材。见《万国史略·译例》，光绪丙午年（1906）江楚编译官书局初版。

[102]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 :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张沛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204－205页。

[103] 梁启超把晚清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意识到器物上的不足，第二期 自甲午战败后意识到制度不足，第三期是新文化运动“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

[104] 1998—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

罗志田主编，其中收录的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和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已经开始从学科成长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学术史，但是仅仅限于20世纪，而且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说还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展开。事实上学术史不能以纪年单位截然断开，就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来说，源头在19世纪，“正本清源”至关重要。台湾学者王汎森也有论文讨论到史学与社会的关联问题，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

[105]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48页。